自曹丕受禅取代汉朝建立魏国、并接纳陈群的建议设九品乡人法之后，两汉以来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就进化为了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最初是作为察举制的补充，起初的评定很严格，往往由州刺史出任州大中正或者中正，郡太守出任郡中正，县令则出任县中正。

但大中正和中正并不是具体的官职，因为没有对应的品级，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兼职，勉强说是“官”也能说得通。

曹魏将两汉以俸禄区分的官职级别划定为九品，也就是“官品”，而九品乡人法，则是以官品为参照，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才华、孝顺廉洁等德行，从而取“乡议”之说而定为“乡品”，也可以说是“人品”。

“乡品”分九级，但第一品是空置，所以乡品最高就是二品，由此魏晋便出现了“二品系资”制度，即假设某人的乡品被大中正定为二品，那么他起家出任的官职，一般要低三或者西个品级，也就是定为五品、六品官。

但这个制度也不是绝对的，许多世家子弟被定为二品的乡品后，起家出任的官职，不少人是从七品的太子舍人做起的。

因为太子舍人属于清贵闲职，属于“清官”而非“浊官”，虽然官品较低，但升官是非常容易的。

司马睿建康称帝后，衣冠南渡的北方中原世家大族与江南土著的吴姓大族之间矛盾很深，故而各州大中正基本都被北方士族所把持，于是渐渐又出现了一种制度，那就是世家与寒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度名义上仍旧是看单独个人的“乡品”，但却愈发看重家世，假设太原王氏某个子弟能力平庸，但他就是能够获得二品的乡品，几乎是不可能获得三品乃至更低的。

于是二品就彻底被士族所把持，三品及以下皆为寒门，李襄勉强被桓温评定为三品，但是并没有任何意义，哪怕给他评定为西品、五品，他与车育、张凭，乃至眼前这群汉中大姓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于评定乡品还出现了一个硬性规定，那就是不看家庭财富，而是看祖父曾经担任的最高官职，以此来评定某个人的乡品等级，甚至影响到了这个人能够出任的最高官职品级。

李襄的一番话，就像是给拉磨的毛驴前悬了一根胡萝卜，意在告诉这些汉中大姓们，只要投靠了朝廷，用心做事，他这个汉中太守也有郡中正的兼职，他不介意给这些人把乡品提一提。

若是讨得了桓温的高兴，说不定桓温兼任梁州大中正，还能将他们的乡品提得更高，那么他们的官就可以做得更大了。

从内心底，李襄是很不喜欢这样的制度的，但是没办法，他现在还要背靠着江左朝廷混饭吃，就只能暂时去适应而非去改变了。

自曹魏以来，蜀地大姓们的门第品级就一向不高，因此蜀地乃至汉中郡的地方大族们的子弟，便只能就任地方小吏，或者士族瞧不上的浊官，往往升迁无望，却又导致了地方官府的许多事务官吏都被土著豪强们长期把持。

李襄自然也清楚这么做的后果，但他若要快速稳定汉中二郡，就必须把这些此前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地方实权派拉进来，如此才能够彼此建立初步的信任，不至于他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受到太多的阻碍。

于是这些地方实权派、豪强大姓、坞堡主、道教地区祭酒们看向李襄的眼神便变得格外热切了起来，试问谁不想要进步呢？

江左朝廷的选官制度发展到如今，甚至士族与豪强都有了明确的区分，只要进入乡品的九品内，哪怕是寒门，那也是门阀世家，这些世家的祖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学传家，也就是精通儒家经典的某一部，或者精通律学。

豪强简单来说，就是地方上的大户，家里有人，奴仆众多，但是没有一项家传的学问，可能祖上出过县令或者太守的佐官，但是无法像世家那样，代代都能够传承式地做官，所以甚至比寒门都不如。

因为寒门至少还有个“门”，豪强根本就没有！

现在李襄要做的，就是将汉中二郡的寒门、中小地主们都团结起来，大家伙儿开诚布公，先组成一个利益联合体，如此一来，彼此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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