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李襄就曾与桓温数十次书信来往，争论的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安顿流民的入籍问题。

按照江左朝廷的双籍制度，南下的北方流民在官府造册入籍，皆以白纸书写，故称为白籍，是可以免除赋税、不用服徭役的；至于江南的土著百姓，则以黄纸书写籍贯，为黄籍，是要缴纳赋税、服徭役的。

毕竟那时候司马睿在建康刚刚称帝，为了安置大批南下的中原百姓，自然是要做出许多优待政策以安定民心。

但东晋立国三十余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原百姓南逃，这就相当于黄籍的江南百姓们，要平白多养活几百万的白籍人口，于是朝堂之上乃至民间的怨声不断。

更有许多江南中小地主、百姓挖空了心思，想要将自己的黄籍改为白籍，甚至引发了普遍的南北方平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于是十年前、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二年，辅政的司徒、录尚书事王导与中书令庾亮以整理由于苏峻之乱损毁的户籍为借口，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籍贯厘定，并禁止士族、勋贵行兼并之事。

咸康七年，庾亮的弟弟庾冰以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的身份掌权内朝，推行了第一次土断，“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将江北南下的士族皆编入籍贯，寻常百姓则以实际居住地断定为土著黄籍。

如此一来，白籍户口人数大量转为黄籍，虽说士族、勋贵仍旧有特权，但至少缓解了民间南下北人与本地土著之间的许多矛盾。

桓温对于流民的态度，是让荆州境内的流民们沿着汉水向西开拓，并且就地转为黄籍，这样既不会抢占本地土著百姓们的土地，又顺带着开发了汉水中上游地区，还能为官府带来赋税，简首是一举三得。

对此李襄据理力争，他认为许多流民都是刚被安顿下来，前期开荒、生产不易，不如仍旧免除赋税徭役，先给定白籍，或三年、或五年，等到百姓们安定了，再改为黄籍也不迟的。

李襄的建议得到了不少荆州官员的支持，毕竟荆州地理位置优越，不断有中原百姓南逃，朝廷本可以趁机继续向荆州西部、西南方向开拓，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考虑，这都是好事。

桓温也知道李襄的建议是对的，但听说他在荆州推行新政，一大帮世家子弟闻着味儿就凑了过来，只想趁机在荆州西部侨设郡县，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用实际上任的郡县官职。

所以桓温要跟建康城打嘴仗，一时间便有了怨气，觉得李襄不够贴心，不能理解他的难处。

过了几个月，他的怨气才渐渐消了，因为李襄在沮阳县西面任劳任怨地安顿着武昌城这里不断送去的流民，又勤加练兵，私下里也从未与建康方面有什么联系，仍旧对他恭敬如初，视他为明公。

于是桓温对待李襄的态度又渐渐缓和，并且更加信任了。

李襄自然不傻，他很清楚，自己领导的乞活军实力弱小，眼下攀上了桓温这条大腿，他才不会三心二意，反正就坚定地站在桓温这一边。

至于非得“忤逆”桓温的意思，那是因为数万流民就是他的立足根本，为流民谋福利，就是为乞活军将士谋福利。

自李襄求着桓温帮忙下了一道面向荆州诸郡县的求贤令之后，两个月间，投奔而来的读书人、小吏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人，这些人被李襄亲自面试考核后，各有任用，他也是勉强将下属的文武幕僚官吏人等给配齐了。

李襄毕竟是外来户，在江左又没有什么名望，虽然刘惔盛赞、桓温也较为看重，但他依旧吸引不来真正的大才，对此李襄也不气馁，既然你们瞧不上我这个流民官，那老子就自己培养人才！

诸流民村寨，皆以并、司、豫、雍等北方大州所辖的县城为名，李襄的大本营设在屯留寨，用的自然是并州上党郡屯留县的名称。

整个流民安置区域并不是首来首去，而是沿着山势弯弯绕绕分散在一片丘陵之间，屯留寨的位置在中间，并不是诸多村寨中最大的，但地势却是相对而言最平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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