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度，首次设立了三十六郡，其中就包括上郡，两汉因袭之，但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时，雍州管辖区域大为缩水，上郡己经丢失。

大致上后世陕西铜川市以北，就属于南匈奴地界，朝廷虽仍旧行羁縻之制，但原本诸多的郡县就此废置了。

李襄提兵入安定郡、灭胡僧支法庆造反后，便以归顺的邓羌为将，坐镇北地郡，就地监视北方的诸羌、咋胡等。

对此李襄唯一庆幸的是，匈奴的汉赵政权己经被消灭、主力屠各部己经被石虎下了死手大肆屠戮了一番，如今北地郡以北，沦为了匈奴遗部、匈奴与中部鲜卑混血杂胡诸部、少量东迁的羌部的地盘。

汉武帝以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河西之地、设凉州西郡、将河西走廊牢牢掌握在中原王朝手中，最大的历史功绩，其实是使得匈奴与西羌不得合流，但司马氏差点儿又把两汉数百年对外攻占的成果一朝葬送了。

作为出身于北地郡隔壁安定邓氏的邓羌其实并不适合放在北地郡，毕竟两汉以来官员避籍就任制度己经相当成熟了，但这里又显示出李襄用人的无奈之处。

江左有才干的官员瞧不上，不肯跟着李襄为属官，等到关中大定时，李襄又己经不愿意接纳太多愿意到关中为官的江南士族子弟了。

所以李襄只能够以汉中、晋寿二郡官员与关中南北调换，但一些关键职务上，他仍旧只能信任并任用关中本地人。

邓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任北地太守、建节校尉，并兼有在本郡开展军屯之责，迅速地成为安定郡归顺后诸世家中的实权人物。

西汉以来，除了大、骠骑、车骑、卫诸将军名号外，其余将军皆非常设，而是朝廷根据战况临时指派，所以两汉时中郎将、校尉的领兵权力很重。

将军名号泛滥，始于三国之乱世，到了眼下的两晋，将军名号便愈发泛滥，领三千兵马就能授将军之号，领兵一如前朝之校尉。

于是本朝的校尉，大致就只剩下三种，其一是建康禁军中仍旧保存校尉官职，但更多是一种荣誉象征，比如先前李襄受封越骑校尉，实际上并没有领兵权的。

第二种则是特种职能的校尉，如桓温的南蛮校尉、张重华的护羌校尉、李襄的护西戎校尉，皆是名义上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武官，这一类校尉往往由朝廷加派到地方实权官员身上，所以理论上的权力也相当大。

第三种就是都督府属的地方校尉官了，以李襄为例，他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就有权力指挥镇西大将军府兵以及地方的郡县兵，原本属于地方戍卫部队的郡县兵，往往设校尉统辖。

在地方派驻士兵维护治安、打击盗匪，本就是军队应该做的事情，但晋武帝司马炎继位后，效仿光武帝刘秀，在灭吴之战后，“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一郡官兵只设五十至一百人，这显然是不能满足对地方的稳定的，于是司马炎又推行分封，以宗室为王坐镇各地，并将本属于中央下放地方的兵权交给了诸侯王。

等到司马睿建康称帝后，延续了部分西晋制度，仍旧如同西汉一般，诸郡设郡尉，领本郡地方兵，但仍旧只是摆设，因为地方兵权都被都督们拿走了。

邓羌这个建节校尉，便属于第三种情况，而且还是第三种情况下较为特殊的边镇校尉，即领兵坐镇边地，还要负责军队屯田，便兼有了军、屯两种职能。

“明府，富平县新调防来的五百羌骑联名请求祭黄帝陵，是否许可了？”

北地郡典农都尉余济匆匆追上了巡视诸烽火台归来的邓羌，上报了本县发生的情况。

邓羌皱了皱眉，沉吟了片刻，说道：“先安抚一番，只说郡衙协调诸事宜完毕，就许他们前往黄陵县祭祀。”

如今关中名义上是有上郡的，但延续的是匈奴汉赵政权所设之上郡，与两汉的上郡辖区并不一致，实际上仅有一县之地，还是先前邓羌领兵夺回的翟道县。

为了安抚不断进入关中的西羌诸部落、安抚不断被招募入镇西军的羌兵、羌骑，李襄与王猛并诸部下商议讨论之后，便奏请朝廷，将翟道县改名为黄陵县，派人修缮黄帝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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