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州刺史府内，李襄再次与王猛对坐而谈。

先前王猛并不赞同李襄对关中羯胡展开新一轮的清洗，但他也知道，关中百姓们需要将石苞东逃后、义军遍起的那一股愤怒甚至暴虐的情绪彻底发泄出来，最终默认了李襄的看法。

只是李襄的做法并不似冉闵在邺城那般酷烈，仍旧是先扣帽子，以搜查当初羯胡据关中时从贼余党为名义，重点对胡商展开了一轮抄家和清查。

于是短短二十余日，雍州便有三十余家大胡商被官府领兵抄没，家财泰半充公，凡曾经在赵国出任公职者，都被拉出来验明身份后一刀砍杀了，余者都被送到矿山之中服徭役去了。

王猛有心劝谏，但李襄却兴高采烈地交给了他一大笔钱粮，这都是长安周边诸郡县抄家罚没所得，王猛己经打好的腹稿、劝谏的话语便再也说不出口了。

李襄支持王猛在关中推行改革，而改革向来是要花钱的，以着关中残破、百废待举的局面，这笔钱粮该从何处出呢？现在李襄己经替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遵江左朝廷制度，梳理各郡县官吏、职务、品级、员额、俸禄等，吾己以始平县为试点，预计年中便可以在诸郡县彻底推行了。”

王猛的情绪很高昂，李襄给了他最大的权力，给了他最大的信任，让他可以彻底放开手脚、一展胸中抱负，所以眼下他干劲儿十足。

两汉的官吏不分家，从斗食小吏到二千石郡守，再到朝廷高官，虽无明确的品级，但也有二千石、比二千石等禄制若干级的。

到了曹魏代汉后，由于是秦始皇以来天下第一次皇位禅让易姓，曹操、曹丕为笼络世家、军功贵族，在曹丕官定九品之后，官员的俸禄所得是相当高的。

从曹魏到洛阳朝廷西晋，这一时期做官是非常舒服的，爵位食邑动辄千户，而且官员按照做官品级额外享有国家赐予、在任期内有使用权的土地。

然而司马睿建康称帝建立江左朝廷后，由于国土丧失大半，朝廷用度不足，于是东晋相比西晋，官员俸禄首接被砍掉了一半。

由于江左朝廷实际上推行的世家贵族轮流执政，高门世家子弟可不指望靠着俸禄养活一家人，所以对官员品级俸禄从未进行过任何调整。

但这种情况到了关中就不大适用了，因为关中诸大姓豪强普遍占有的土地并不多，就好比眼下人丁最兴旺的京兆杜氏，名下土地不过数千亩，跟江南士族是完全没法比的。

倒不是诸世家豪强不想多占土地，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僮仆、佃户来耕种土地，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导致某个家庭很容易遭受洗劫和屠杀，土地无法得到长期的占有和维持。

故而当初李襄与关中豪右们谈判，要求他们放奴仆为良民、入官府户籍、造册分田，颇有些豪强交不出许多奴仆，宁肯上交一部分荒置多年的土地给官府顶数。

劳动力不足、土地荒废严重，虽然让李襄与王猛更容易推动相对温和的均田，但关中近乎于永久性的人口流失，单靠百姓生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填补起来的。

所以李襄便打算尝试军功授田，先前他在汉中时就曾给立功将士授予了部分土地，现在他准备正式制度化，如此一来，至少能够通过官府的全局调度和安置，让人口的分布尽可能地平均化一些。

王猛的改革，是一个涉及相当广的全局规划，他意在以吏治改革为推动重心，重建关中地区早己经被打烂的基层统治，从而恢复“国家之基、万民之根本”的农业生产。

某种意义而言，王猛提议、与李襄讨论、与各地官员们讨论后的改革措施，相比华夏历史上先前的数次改革并无任何新意，但这种并无新意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有着广泛的通适性。

“郡县吏治梳理完毕后，大将军宜行荐举赏罚之制，方今朝廷以大中正品评人物，只看家世、家财，只看祖上位据何官、得授何爵，此非正道也！”

正在喝茶的李襄差点儿噎住，这种话大约也就王猛敢在自己面前说了，毕竟他这个雍州刺史同时还是雍州大中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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