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册封之后，李襄名义上就可以以镇西大将军府征辟佐官，还可以以护西戎校尉府征辟属僚，再加上雍州刺史府，相当于民政、军政、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三套行政班子，都归于他一人。

这是朝廷的厚恩而非殊荣，因为在荆州的桓温也是大权在握，桓温也是开国郡公，都督数州军事，担任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还身兼着南蛮校尉。

隔壁的张重华，则被朝廷拜为西平郡公、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假节，在持节以节制诸文武方面，理论上还不如李襄的“使持节”。

而且理论上，李襄的护西戎校尉，还比护羌校尉的管辖权力更大一些的，双方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职权重叠。

对此李襄也心知肚明的很，不就是想让自己与凉州生隙嘛！

除了李襄之外，他上表奏请的诸多官员，也都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正式册封，诸如新任的晋寿太守韦蔡、汉中太守傅洪、扶风太守钟诞，以及镇西大将军长史高崧等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李襄对朝廷的这些任命并无异议，他现在又没有任何打算要跟朝廷翻脸，这点儿面子还是要给的。

于是李襄迅速地履行了他开府的特权，调天水郡代理太守张凭回长安，出任雍州刺史司马、兼关中屯田右使，张凭这个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便不再局限于一郡。

王猛则出任镇西大将军司马、雍州刺史长史、关中屯田左使、护西戎校尉府司马，一跃而成为李襄之下的关中第二人。

这顿时让无数人羡慕得眼睛都发红了，三个月啊，王猛就从一介白身越级被提拔到如此高位，凭什么？

长安城内顿时议论汹涌，李襄本要召集众属僚训诫一番，却被王猛阻止了：“明公既以猛荷重任，非议繁杂，正宜以才干平息之！”

似王猛这样的大才，他并不觉得李襄如此看重提拔，自己就必须诚惶诚恐地拒绝，而是带着一股强烈的自信：既然李襄识才，那我就大展身手一番，教非议全都闭嘴！

李襄顿时鼓掌大笑：“景略先生如此有信心，我等便将这关中之地好生治理了，就此成为人间乐土，以此为天下之标杆！”

先前李襄的手下人才不足，往往一个官员要身兼数职，但好在积痼不深，王猛便立刻开始了大刀阔斧一般的改革。

首先厘定诸官员的职责，定考评制度，凡关中诸事务官员，一年一考评，各分“上、中、下”七等，得“下等”评价者，便申斥褫夺去职。

然后从上到下，明确各级官吏的缺口，对一县的吏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梳理，仍旧以两汉以来流行的考试制度进行选拔、沙汰、替换。

自古以来吏治改革最为艰难，尤其是曹魏推行九品官阶、江左朝廷有“清官”、“浊吏”的区别后，一些负责基层具体事务的吏职，本不在流官之列，便渐渐被本地豪强所把控，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吏群体。

关中有一个好处，自晋愍帝、汉赵、赵国至今，数次易手，世家豪强在每一次权力交替都要遭受一次打击，这就给了王猛动手的好机会。

借着梳理一县小吏的机会，王猛也趁机将基层统治向下延伸，重建了两汉以来的乡、亭、里制度，各村设“三老”，开始将这些最基层的权力收回。

“八王之乱”以来，对北方破坏最为严重的就是基层统治，乱世中百姓依附于豪强修建坞堡，坞堡主便将基层统治权牢牢掌握在了手中。

只是关中之地，由于八百里秦川的存在，地势较为平坦，便与中原腹地的司、豫等州一样，坞堡主的存活周期并不长。

就好比当初李襄的叔父李威、堂兄李奋带领着数千乞活军从洛阳经颍川、南阳诸郡不断南逃、越向南规模越小一样，就因为在中原无险可守，关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对此一向在民间游历、从青、冀过司州，遍览关中的王猛，对于基层的弊端看得比李襄更加清楚和明白。

或许他不像李襄那样，能说出“组织度”这种新词儿，但他借助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强化关中民间的基层组织程度。

王猛在年后便迅速掀起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中改革，也得到了李襄的大力支持，对此王述只是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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